2008年本来是一个让人兴奋和值得期待的一年，然而，当我们刚刚迈入2008的时侯，却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在这个原本和谐的社会中，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刚刚看完几篇有关T ibet的报道，发现外国人还带着那么深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标榜自己客观的媒体，在T ibet问题的面前显得那么急促和焦乱，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胡乱报道，而且所有的编造都没有任何的掩饰，其实哪怕你做的像一些，真一些我都不会这么感到难受。

网站上说，许多外国政府开始支持中国，原本一阵兴奋，可是打开网页却发现，有些支持我们的国家原本就没有多少话语权，甚至有些原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不过我们还是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俄罗斯、巴西、萨摩亚、埃及、毛里塔尼亚、斐济、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印度）。我不是说对这些国家有什么偏见和歧视，只是，那些真正应该站出来表态，或者承认错误的国家，还始终保持着沉默，他们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面孔...

2008年是一个让人兴奋和值得期待的一年，我们要团结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支持我们！

（最后一句像写作文的套话，但是我确实这样认为，现在我们的国家真的需要我们的支持，如果管理层再支持下股市就好了~）

Hay Group RIS Team Jr.Analyst

Hay Group在Vault的排名在40名开外，小了点，但怎么也是Consulting

一步一步来

不过话说，感觉Hay在中国的业务还不是很大，因此前途应该很光明，至少慧眼识金，发现了我，不想其他那些BS我的Consultings，迟早有一天我也要BS下你们...

上面都是随口说的，表在意

革命尚未成功，吾辈还需努力...

张五常教授在华人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目前在香港大学任教。今天选择了最近张老写的四篇文章，都是针对最近国内的一些经济现象的评论，包括两篇关于新劳动法，一篇关于通货膨胀，还有一篇关于商务部的。

新劳动法的困扰

三年前贝加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很大机会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加有机会对，而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加，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析，无奈正在写《人民币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回应，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详尽分析。前思后想，决定只写一篇，不针对细节，只谈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

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四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后者吵得最热闹，是法例第十四条。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谈这第十四条，复杂的。简化而又不大正确地说，这「无固定期」法例是指一个员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单位不能解雇。这是说，一个员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约怎样写，法律上会获得终生雇用的权利。

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它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一个博士被聘为助理教授，合约三年，续约再三年。六年后，再续约就升为副教授，获得终生雇用合约，否则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国大学，是获得终生雇用后，可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职时，我替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它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加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舵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

最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佛利民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该文补加一个脚注。九十七岁的高斯不会高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再谈新劳动法

拙作《新劳动法的困扰》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响。要求访问的媒体众，都推却了。然而，不少读者与同学要求再作深入一点的解释，我想，身为教授，藉这机会示范一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经济问题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后合并起来看整体。这样处理与课本或大学教的不同，但对理解世事可得心应手。经济问题要这样处理才对。用惯了转换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转得快。同学们学经济，从第一天起要学转换角度，习以为常，天资一般的十年后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有机会登堂入室。不这样，苦学数十年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假设同学读过上一篇。分点说，每点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没有说过的。

（一）这几年国内的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现象。五年前苏浙与广东一带的农工月薪约三百，今天约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约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档次住宅的女佣月薪约八百，今天约一千五百。三年前一个装修技工的日薪约五十，今天约九十。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劳力（尤其是女佣）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约今天国内的一半。那时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认为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却不及今天的中国。这就带来几个问题。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去问这几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劳苦大众：「生活怎样呀？要政府帮助吗？」他们会回应：「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说谎话，而是讯息增加了。是的，只不过六七年前，无数的贫苦人家没有进过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结交不到几个月入数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识。当他们见到收入比他们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释，于是不平则鸣。他们关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没有想到，从收入百分比的相对升幅上看，贫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们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说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来，而是他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发奋图强打上去。不管这些人的投诉，再几年生活继续好转，他们就不投诉了。这是香港昔日的经验。

是的，历史重复过无数次。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也是这六、七年，我屡次提及的协助农民转到工业去的接单厂家，毛利一般从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线，再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要关门大吉了。那所谓毛利，是要支付厂房、机械、维修、管理、灯油火蜡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还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为什么那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作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加起来会鼓励工会的诞生。今天国内比较大的工厂是有工会的，由北京上头监管，不坏。但在西方，那些称得上是「独立」或「民营」的工会很头痛，可以把经济搞垮。这方面读者不妨参考德国二战后的不幸史实，以及当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对工会的手起刀落、强硬处理，斗个你死我活才把经济搞起来。四十年前我求教过戴维德等前辈，他们一致认为足以为祸经济的工会要有政府的间接鼓励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

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那方面，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当年在美国我拒绝入教师工会，主要就是这点。认为自己的学术贡献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对工会条例含意着的平均主义。至于这些租值转移必会带来的租值消散，往往庞大，是搞垮经济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复杂的，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解释。关于这话题，今天行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篇文献，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发表的。不喜欢读英语的同学，可参阅《经济解释》的卷二与卷三：《供应的行为》与《制度的选择》。

（五）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一般都有类似「新劳动法」第十四条的无固定期的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但政府机构一般不是私营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产出可以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尽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也往往因为有铁饭碗的保护而变得工作散漫了。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私营机构有铁饭碗的合约安排，劣绩明确。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改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国人多地少，没有资格仿效西方的人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当我翻阅新劳动法例之际，脑子不断地想着雇用员工的老板会怎样应对。会炒人吗？炒哪一种？可以炒后再聘吗？会采用两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员工调来调去吗？会大幅减薪而转用分红合约吗？也不断地想着面对第十四条的十年关头的员工会怎样应对。已经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抢先另谋高就呢？还是多擦老板的鞋？开个小店子，自己雇用自己，会不会是较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不容易肯定，而这样一来，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急升无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面对的有两方面的选择。其一是该法写得或管得下无对策，使我想到《地球停顿记》*那套旧科幻电影，经改会停顿下来。其二是政府上头或管或不管，阐释变化多端，那么在交易费用急升下，律师发达可期矣。

中国的通货膨胀

报载：与去年十一月相比，中国今年十一月的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是一九九六以来最高的。曾经说过，因为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今天的通胀其实高于公布的。这里不管国际币值上升的关系与含意，只管这百分之六点九的性质与因由。

曾经说过，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是不应该接受的。分类再看，农产品占指数统计的三分之一，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二；非农产品占三分之二，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四。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上升得快，基本是好现象。这些年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的甚众，上述的相对价格转变理所当然，而如果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改进，贫富悬殊的不幸会继续。不要相信西方的什么专家或机构的胡说八道：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贫富加大分化。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上升得大有看头，证明着在相对上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分化不断地收窄。

物价的整体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不应该接受，但也不近于灾难性。要通胀率为零，农产品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九。这不容易。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三，可取的，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四点五，也不太容易。但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五，强可接受的，非农产品之价只要下降百分之一点五，应该不难。当然，这是容许农产品之价上升百分之十八。如果通胀率下降，农产品之价是不会升那么多的。乐观一点地看，我们不求农产品之价继续急升，但求上述的相对价格能继续相近的转变率，而国民整体的收入增长继续徘徊于百分之十左右，那么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矣。

中国目前的百分之六点九的通胀率不应该接受，北京当局是要做点工作的。但目前的五次加息，十次调高银行的准备金率（Reserve Ratio），约束提款及借贷，压制投资及消费等，不是对症下药，或药种太多，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今天的情况与朱镕基一九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银行时的情况不同。当时的通胀困境，起于我称为「权力借贷」的无可救药，朱老推出他的直接压制借贷与消费的「宏观调控」，当时我不同意，但这个大教授也真可怜，要几番公开认错。今天可不是当年，权力借贷再不是大问题，朱老的「宏调」手法用不着也。

今天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为此我托一位同学找到一些我认为是关键性的数据，知道问题的所在，不难处理。不一定对：货币政策这回事，没有谁有胆赌身家。然而，找到的论据可靠性甚高。

是同学提供的货币发行量数字，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找到的。这是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currency issued），不是钞票在银行之外的流通量（currency in circulation），虽然二者的变动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差不多。这里要提出两个可靠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第一点是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于一九六三提出的：要约束通胀，最可靠的方法是约束银根（monetary base）。第二点是十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后得到的结论：中国的「银根」基本上只有一种——钞票的发行量。这样看，调控通胀中国应该比西方容易。另一方面，钞票的流通量只是「银根」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来说，M0、M1、M2等数字对稳定物价都不是那么重要。

让我们看看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的每年增长率吧。不算一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左右，而今年的数据只到八月份。按每年的月均升幅算，与上一年相比，钞票发行量的升幅如下：○一年上升百分之七点一；○二上升九点六二；○三上升十一点九三；○四上升十一点五七；○五上升十点一三；○六上升十二点零五；○七上升十六点九九。

如上可见，自二○○三年起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是加速了，不坏，但○七年跳升至近百分之十七的增长率是太高了。比较可靠的货币理论说，以钞票的发行量作为银根，其增长率应该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等。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钞票发行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十，那么赌钱下注，应该买通胀率近于零。国民收入升百分之十，钞票发行升百分之十二，赌通胀百分之二最上算。目今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约百分之十强，钞票发行增十六点九九，赌通胀百分之六点九，命中，是巧合，但赌注是应该这样下的。

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钞票发行量的变动与物价的变动，时间上比西方来得快，快相当多。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这个现象，他提出的我不大满意的解释，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对物价的变动很敏感。既然我自己没有解释，算他对吧。

依照上述，处理中国目前的通胀，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钞票的发行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那是从约三万亿（八月份）减至二万八千五百亿，即是把一千五百亿的钞票收回来。这二万八千五百亿是高于去年的月均数量百分之十强，收回那一千五佰亿不应该有不可以接受的震动。稳守这二万八千五百亿约六个月，然后按每年升幅百分之十与十二之间增加钞票的发行。至于将至的农历新春怎样处理，则要靠央行的专家经验从事了。

钞票的发行量升得过多，中国市场的通胀反应快；减少发行量，通胀的纾缓会是同样快吗？很难说，但朱老从九三至九七的经验，是通胀率下降快得很。那是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下降至零至严重的通缩，今天要纾缓通胀，比起来是小儿科，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会有大影响的。

要怎样收回约一千五百亿的钞票发行量呢？方法不一，央行的专家比我知得多。一个新奇的建议，是由央行发售钞票债券，指明通过银行用钞票才能购买。另一方面，央行其实可以不收回钞票，只是稳守三万亿的钞票发行，守一年，才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选这后者，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大约会延长九个月，而不幸的是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有机会变得较为顽固。预期这回事，怎样形成，如何更改，只有天晓得，经济学者看错过无数次。

上文分析的，是按目前中国还有汇管的情况下笔。如果中国解除所有外汇管制（应该这样），让人民币周游列国，打天下，钞票发行量的数字要怎样看是另一番天地了。为此我曾建议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挂钩，也即是下一个没有任何外币在其中的锚。这又是另一番天地。是复杂的世界。圣诞在即，上帝啊，给炎黄子孙多点智慧吧！

商务部不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日子国内的什么宏观调控、通货膨胀、新劳动法等问题轮流出现，使我这个老人家抽不出时间写比较喜欢动笔的可以一畅平生的话题。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自己的家中事也管不着，何况国家。君不信？我那个才一岁又半的美越小天使的孙女儿也懂得把我推开！

问题是我研习经济凡四十八年，日以继夜地没有中断过。专家无疑问，智商不论，不可谓不是识途老马。尤其是对神州大地的史实与文化，经改与民生，翻来覆去无数次，有什么风吹草动当然敏感。关心下笔，客观分析，但不管会否被接受，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这里要批评的是中国商务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项公布。有点犹豫，因为薄熙来是我心仪已久的人物。不认识薄先生，但让我在这里像对朋友那样说几句吧。

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是禁止五百八十九种产品出口，目的是为了「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其解释是要「促使企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发展，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这是针对那所谓「三来一补」的某些来料加工的厂家，禁止某些产品出口，是响应不久前十七大提出的政策方向：要从「增长方式」转到「发展方式」那边去，也即是要转向鼓励新产品、提升科技与产品质量。

我的看法，是北京希望的「发展方式」会自然地在中国出现，而目前在市场的引导下，这「发展」已经起步，政府推波助澜可以有反效果，而商务部推出的「禁止目录」，其反效果在所必然——虽然直接不容易观察到，但间接地压制北京期望的「新发展」却免不了。

先谈设厂产出吧。这个广东人称为「做厂」的行业很难做，难、难、难！我不佩服赚大钱的地产商或从事股票生意的，虽然这些行业要讲眼光，也论魄力，但赚钱主要靠时来运到。比较佩服——不是很佩服——是那些开酒店或从事服务行业的成功商人。这些行业也要讲一点运情，但主要是地点的选择与成本的控制，加上服务质量的坚持。在众多行业中，只有做厂成功我衷心佩服，尤其是那些白手兴家、没有什么专利维护的厂家，面对竞争者无数，能赚到钱是不容易想象的事。

我已故的父亲张文来上世纪初在香港天祥洋行作电镀学徒，有了心得以中文写过一本电镀手册，其后设立文来行，卖电镀原料及拋光用品，也向厂家传授电镀方法，谢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把他的诞辰定为「师傅诞」。就是今天，在市场还存在的质量最高的一种拋光蜡，是先父七十多年前把美国进口的改良而成的。

因为电镀与拋光牵涉到很多不同类别的工厂，耳闻目染，我从小就知道不少关于「做厂」的事——先父在生时常有提及，其见解的精辟与分析的客观是我平生仅见的。做厂难，难于登天。好比四十年前在香港产出而在美国零售一美元的产品（所谓dollar item），产出者大约得十八分。目今商务部要禁止出口的，恐怕就是这类产品吧。

一位曾经在香港制造塑料及不锈钢用品的厂家，聪明兼刻苦，做厂有成，二十年前搬到东莞去，初有看头，工人增至六百，但几年前还是关门大吉。他对我说：「教授呀，我和老婆与儿子三个人搏到尽，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后来连废料也赚不到，不做算了。」

在我认识的或听到的做厂人群中，没有一个不希望能杀出重围：希望自己有商标名牌，或注册一些值钱的发明专利，或有些可以稳守的商业秘密，或这里那里可以引进一些可以收回成本的质量与科技提升。没有一个不在尝试，但成功谈何容易哉？有成功的，甚至赚到不少钱，在杭州我遇到几个，但那些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以靠这一小撮人。我们要让有单接单、有版照造，以及那些三来一补的有很大的拳脚空间，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一将功成万骨枯，政府的职责是协助他们改进这不幸的或然率。说得不好听，经济发展是要有很多枯骨的——不容许枯骨，何来一将？

没有谁可以否认，不管什么三来一补，不论科技及质量的高下，工业产出有一个独树一帜的要点：可以养活很多人！像中国那样人口密集、知识不足、资源贫乏的大国，不让工业自由全面发展是大错特错。说过无数次，接单工业是这些年中国农民转到工业去的主要起步点，起得快，转得好，而这六、七年来，农民生活的改进速度肯定是破了人类历史的纪录。商务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泼冷水。

北京应该做的──商务部应该做的──是协助那些知识不足、本钱不够的不知死活的做厂的瘾君子们增加一点打上去的机会，绝对不是禁止这些那些产品出口。北京大可考虑取消所有来料进口税（不限于来料加工的），考虑免费提供各行各业的科技知识，考虑取消国企因为政府维护而得到的垄断权利。

同样重要的，是北京要加强发明专利、商业秘密与注册商标等事项的维护。在西方，注册商标是用版权法维护的，中国不一定要拜西方为师。商业秘密的维护是很困难的事，西方的处理历来头痛，不知北京有没有天才的想法。至于发明专利，也头痛，但据我的没有调查过的理解，这后者在中国有进步。

中国的经济改革震撼世界，再二十年不涉大错，物价调整后，整个经济会是十个日本！货币问题不论，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出新劳动法及本文分析的禁止某些加工产品出口呢？